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
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
”公从之。
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与郑人盟。
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
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吾其还也。
”亦去之。
(选自《左传》)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丘明籍贯,一说为鲁国中都人,一说为春秋末年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按新见《左传精舍志》,当以后说近是。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品行高洁,为孔子推崇,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即与其同好恶;汉司马迁亦称其为“鲁君子”,且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己著述《史记》的先型典范。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左传》、《国语》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尤其具有重要启发。从这个意义讲,左丘明堪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鼻祖之一。后世或称其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或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改封中都伯;明封先儒,改封先贤。今山东泰安肥城市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其乡先贤左丘明。
作为太史,左丘明非常关心国家政事,积极参政议政。如鲁定公想任命孔子为司徒,打算找三桓进行商议,事先征求左丘明的意见。左丘明说:“孔子是当今的大圣人。圣人一当政, 犯错误的人就很难保住自己的官位。您要任用孔子,却又想和三桓商量,他们怎会支持您的主张呢?”鲁定公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左丘明笑了笑,回答道:“从前,周朝有个人很喜欢毛皮大衣,同时也很喜欢美味肉食。他想做件价值千金的皮大衣,于是就去和狐狸商量,直接向狐狸索要皮毛;他想办桌味道鲜美的牲祭,于是就去同羊儿商量,直接向羊索要羊肉。话还没说完,狐狸和羊儿便都躲藏了起来。因此,五年过去了,这人一件皮大衣也没做成;十年过去了,一次牲祭也没做上。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周人的谋略不对。你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却召集三桓来商量,这同与狐狸商量做皮大衣、与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
左丘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主张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曾向鲁定公提出“堕三都”的建议。“三都”指三桓的三个据点: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睩邑和孟孙氏的成邑。“三都”是三桓对抗公室的私有据点。由于三桓住在国都,封邑由家臣掌管,因此“三都”对三桓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孔子通过游说曾一度使鲁公拆掉了叔孙氏的睩邑,如此这样,三桓怎么会支持鲁定公任用孔子呢?左丘明冷静地看到了三桓与孔子之间的矛盾,所以当鲁定公征求自己的意见时,他便用两个寓言故事比喻说明,建议避开三桓直接任用孔子。于是,鲁定公听从左丘明的建议,没经三桓同意就直接任命了孔子。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公元63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左丘明后裔为此植槐纪念,称“谢唐槐”。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政和元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宋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明洪武四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嘉靖九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左传精舍志》设遗像志、本传志、祠墓志、艺文志、谱系志等五卷,1741年(清乾隆六年)增 辑本现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馆。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孙丘行键与六十九代孙丘玉洁捐资七千余两重修县学宫、痒门,咸丰皇帝书赠“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袭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孙孔广启题赠“承先卫道”匾。
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丘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丘均加“邑”部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写为“邱”。民初,丘氏后人闽杭清举人丘荷、台湾清进士丘逢甲认为雍正所为不公,呼吁去“邑”复“丘”,还祖先本来姓字。丘氏族人闻者纷纷响应,恢复了“丘”姓,而未闻者则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与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1751年(乾隆十六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谪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 史学家。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为炎帝后裔,是姜子牙的子孙,世代居住在齐国的都城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为逃避灾难,全家人先到楚国,后又辗转来到鲁国,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有《左氏春秋》和《国语》两部史学巨著。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左丘明晚年双目失明,因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古代历史和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之一,故后人亦称盲左。
左丘明相传曾著《春秋左氏传》(或称 《左氏春秋》,简称《左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又著《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
为了著述历史,左丘明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鲁后孔子便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写成了内容浩繁的《左传》。鲁国是周公的封地,相传周公治礼作乐,鲁国保存了前代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代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因此,左丘明能够写出《左传》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也就不难理解了。《左传》的编撰,是左丘明史官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其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左丘明的祖父倚相是楚国左史。公元前506年,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为保存典籍,倚相带领子孙离开楚国来到鲁国,定居肥城石横衡鱼村。为使子孙后代不忘先人,他把姓氏定为老祖宗封地营丘的“丘”字。倚相把典籍献给了鲁国,以便保存下去。他的儿子亦通晓史事,被任命为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又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继任鲁国的太史官。左丘明历经30余年写就的《左氏春秋传》,史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文学著作。
左丘明晚年时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不久就双目失明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将几十年来的所见所闻,各诸候的要闻和君臣容易得失的话记述下来,汇集成著名的历史名著《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前后,左丘明因病去世,并安葬于故乡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东北处。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著有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左传》和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其惊世名著《左传》、《国语》中外驰名,被誉为 “ 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 。 古人谓之 “ 先儒 ”“ 先贤 ” ,史学界推其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经过初步开发,景区高标准、高起点修复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规模宏大,甚为壮观。左丘明文化纪 念馆,内有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左丘明史学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然而千百年来,史学界对左丘明的姓名及其里籍、墓地等,却多有不同见解,有说枣庄峄城人。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市举办了全国首次左丘明文化研讨会,北大、中国社科院、山大等院校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云集肥城,进行学术交流。大会有20多件论文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根据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丘(邱)氏的祖先。大会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
在“左丘明文化研讨会”上获得的消息:春秋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左丘明的里籍,在“漂泊”了几千年后,终于找到了“归宿”——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
公元前452年前后,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左丘明生前嘱托,遗体安葬于其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东高地上,在这里可东向齐都,南顾鲁城,表达了左丘明的齐鲁情缘。有关左丘明墓的记载最早见《魏书·地形志》。言:“东平郡领县七:无盐、范、须昌、寿张、平陆、富城(汉晋属。有富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 刚。”富城遗址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其疆城包括今肥城市的王庄、桃园、石横、湖屯等乡镇。《汉书人表考》也载:左丘明“葬泰安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清康熙十一年《肥城县志》载:“左丘明墓在城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正觉寺之西。”宋王去非诗《题左丘明墓》也准确说明了其位置。诗中说:“寺压古坟阙已摧,坟前古树已凋衰。未能迁寺还封树,每到都君一泪垂。”清俞正燮在《左丘明墓考》中,更依据《水经注》《魏书》《通志》《元和郡县志》《天顺一统志》等史料,力排左丘墓在东平、峄(山)、曹(县)说,认定“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简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
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详述
为人品格
左丘明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现存于孔府档案馆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载:“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已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与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
情操高尚 君子之风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春秋时代史官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崇尚历史文献记录的真实性。例如,齐国大臣崔杼恼恨齐庄公与妻子姜氏通奸,便制造机会,诱骗齐庄公到自己家里与姜氏幽会,然后借机杀掉了齐庄公。事后齐国太史记录国史时,便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很生气,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又因如实记录而被崔杼杀掉。他们的弟弟继任后,仍在国史上如实书写,崔杼怕引起公愤没敢再杀。当时有位史官南史氏,听说齐太史兄弟被杀,怕国史上留不下崔杼弑君的记载,就手持竹简前往临淄,要继续完成记录,后来得知已经完成,才中途返回。齐太史兄弟、南史氏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良史,他们把历史的真实性看得很神圣,在记录史事时,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虚饰、不隐恶的原则,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丘明与孔子同为春秋末期人,二人关系密切。他曾与孔子一同前往周室,鼎力支持孔子从政,受到孔子的好评。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敬重的也是左丘明。
如果说《论语·公冶长》所引孔子的话是在赞叹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论语·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了。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家世渊源 学识渊博
相传,左丘明是齐开国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死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与他不和,遂向周王进谗,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静被立为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杀死胡公,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当时,印的后人娄嘉被迫随山参与了此次宫廷之争。斗争虽取得胜利,但骨肉相残,又背着弑君的罪名,娄嘉担心祸及己身,于是离开齐国投奔到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个时代的官职,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生儿子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楚公子比弑杀其君,随后又被公子弃疾杀死。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6]
从姜太公封齐、庶子印以丘为姓,到娄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乱迁鲁,左丘明的先人经过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转换,同时也经历了齐、楚、鲁三地的坎坷迁移,可以说是家世遥远、演变曲折。
左丘明的儿子瞻,精通儒道,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孙子启同样博学多才,长期做鲁国的大夫。四代孙诚是位超凡脱俗的隐士,才华出众。王莽新政时,曾召集天下学者为其所用,十五代孙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为王莽效力,担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为丘,逃避到陶阳隐居起来。
1725年(清朝雍正三年),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讳,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为“邱”。辛亥革命后,闽杭举人邱荷公及台湾进士丘逢甲倡议恢复原来的丘姓。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东等地丘氏族人的响应,“邱”恢复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没有得知此倡议而沿用原来的“邱”姓。这样,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个不同的姓氏,而且这三个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辈出。
渊源
血统关系
《精舍志 》卷二《本传志》云:“先贤左邱明,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授经图”现本作“受经图”,没有文字说明,上述文字当出于现本《精舍志》所依据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邱,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印六世孙)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嘉十三世孙)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见之,与之语,左史倚相趋过,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弑其君,处于乾溪,相之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据《精舍志》所载,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孙。旧方志所谓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后”③ 当本于《精舍志》。
如果左丘明确系楚左史倚相之孙,则左丘明的家世或许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献证明两人根本没有血统关系。
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龄应当略长。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确,无须考证。倚相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传》。当时倚相随军出征,能读《三坟》等书,年龄不会少于20岁。《韩非子·说林下》云:“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句践已平吴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楚世家》云:“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所谓“已平吴”、“已灭吴”皆指越国灭吴,前473,越灭吴后,左史倚相仍然健在,并给楚王出谋划策。所以有人推断:“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灵王说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还存在,是倚相以寿八十岁计,当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时约20余岁,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达有误:“550”当为“前550”,“奔楚”当为“首见楚”或“在楚”,“前482”指越灭吴当为“前473”,“480”当为“前470”,如此方能计以八十。按纠误后的推测,倚相生卒年约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虽无可考,但可从孔子与其关系推测大概。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将左丘明视为自己的人格楷模。《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元初翰林学士李谦《肇建肥城庙学记》曰:“匾其讲授之堂曰‘君子’,取乐正子春所谓‘肥有君子’之义。”⑤因为“昔乐正子春日: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⑤ “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叹语,意为肥邑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见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长者,当年长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遗像志》有一“荐圣图”,文字曰:“赵师圣云: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邱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讹。赵师圣者不知何人,然从其文学古朴,内容合乎孔子打击三桓,左丘明荐孔与上文孔子长者身份相合三点观之,该节文字似有所本,当为比较可信的文献资料。荐孔一事明确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后人的各种经今文学说,进一步佐证了左丘明是年龄稍长孔子并深受孔子敬重的鲁太史和鲁君子。倚相大体与孔子同龄,左丘明既年长孔子,亦必年长倚相,焉得成为倚相之孙?即使倚相40岁生孙左丘明,则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时才十来岁,到孔子死时也不过30岁左右的孙辈人物,又何以推荐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据《汉书·古今人表》倚相在时序上居于丘明之后。
其次,《左传》没有丝毫痕迹。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确实发生内乱,《左传》对是年楚国内乱的记载颇为详细。《左传》往往记载各国大夫、官员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这场内乱中逃来鲁国,详细记载中何以毫无蛛丝马迹?况且,楚国内乱这年倚相至多20余岁,他本人没有离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鲁?
再次,有人研究以为,“(楚)左史应是倚相与左史老的氏称”,“晋楚左史皆系氏称,氏称源于官名”,“楚左史当来自于晋左史”,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与栾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国”⑥。其说并非毫无根据,倘若成立,则倚相不出于齐。
最后,《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分“姓谱”“世系”两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从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后者从左丘明开始逐代谱列以后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谓“世次详明”。但其中存有两个疑点:第一,“姓谱”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没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谱系,当以邱氏开祖印为“一代”,若以居鲁而计也当以左丘明之父为“一代”,而邱氏谱氏的代次却是将左丘明列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来源的关键环节,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谱系的依托痕迹。
以上四点,可知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精舍志》的“姓谱”部分当多属依托,正如嘉庆八年礼部驳议:“此固太公少子以邱为氏,故牵合附会。”⑦ 旧方志所谓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谱”,皆不足为训。
后人姓氏
《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云:“生邱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记载了从“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洁”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学? (按:同于上文),生子五: 、堂、懿、寿、考”;“十六代 汉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阳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鲁古肥子国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乱,举族流于枣强,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乐二年自枣强抱姓谱及亲族还肥邑”;“六十四代云街?明天启元年本邑知县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访求邱明后裔,得云街”。按《精舍志》记载,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这支后裔世系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直居守故邑祖墓。
此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伪等问题略作讨论。
左丘明姓氏历来存在争议,或云姓左,或曰姓丘,或谓复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响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应该排除复姓左丘,因为先秦两汉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复姓,却单单没有左丘,而且后代文献中也从无一个复姓左丘的人证。尽管司马迁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但犹如“晋重”“史迁”,不过别称而己,不足说明问题。其次应该排除邱姓,邱姓也没任何根据。或以为尊称不单呼名,汉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称尊称不单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称则不尽然,单呼名者普遍见诸文献,未必皆非尊称,第二人称的习惯用法不可用来证明第三人称尤其是后人对古人的第三人称。左姓最有可能。《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太史。”孔颖达《礼记正义·玉藻》曰:“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春秋是个造姓时代,由左职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规律。不论左丘明原来姓左还是另有其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汉代人是把他作为左姓看待的。所谓《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传》等就是明证。汉代经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只有《诗》齐、鲁两家以地命名,以职命名者一家没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见汉人认左丘明姓左。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左丘明后人亦应姓左。此与《精舍志》的资料恰好吻合。《精舍志》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所谓“迁楚”固属附会,但十五代孙起以前“以左为姓氏”却记得十分明确。另外,《精舍志》各卷图谱文字多称“左子”,此称颇似先人所传,置于先秦时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职称。由此看来,说左丘明及其后人姓左当无大误。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曰:“丘氏,鲁左丘明之后。”⑧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东汉文献有证。丘、邱通用,耳旁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与都君邱氏在两汉之际改左为邱相连贯。《精舍志》所谓“去左袭邱”实乃“改左为邱”,即去掉左姓而袭用丘明的丘字为姓。其中“袭”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说明原来就姓邱,因为“姓谱”是追述到营邱的,而实际上却是“袭”的“丘明”之“丘”,从上文可知根本与营邱无关。且不说按“姓谱”邱氏的左姓从嘉逃楚开始至起改姓已经34代千有余年,即使从左丘明开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边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后又忽然继续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复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实际又证明历来没有复姓左丘,邱氏谱系本身也不存在复姓问题。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作为左丘明后裔的都君邱氏本来姓左,他们尊左丘明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确列出一个“左”字为其姓氏,邱明之后当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时,因邱明为一代始祖,且功德显赫,便袭取其名的“邱”字以为新姓氏,又附会太公支子营邱的古说以托邱氏渊源悠远。应该说,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与营邱没有任何关系。
肥城都君庄义为君子邑聚,相传是左丘明故里。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谱《左传精舍志》所记左丘明以来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资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记、诗文等作证,可以不用怀疑。这里主要讨论宋代以前。宋代以前从东汉初年开始渐有零星的佐证资料。上引汉人《风俗通义》谓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齐《魏书·地形志》、唐《元和郡县志》都记载了左丘明墓,地址与都君吻合。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礼仪志》云:“左邱子祠,在县署东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庆八年邱明善所上汉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左传精舍志序》称‘左传精舍’,此即故址。”清志虽然较晚,但其中资料信息却较早,且绝对不是邱明善伪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贤左子祠在肥城县城内文庙东南,旧名‘左传精舍’,相传即左邱明传《春秋》处也。”《精舍志》卷四《艺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其中说:“县之东古肥子国地,即左子故里,古庙犹存,访其遗迹,知此即为传《春秋》之处,故名曰‘左传精舍’。洁奠,下询其居守子孙,则后裔邱芳携其旧谱而至间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观其庙貌渐颓,因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孙,排行居二,根据上述资料,建武五年嫡兄邱 授湖阳主簿,次年邱堂写出所谓《左传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传精舍”,并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谱。嘉庆八年邱廷煜为邱明善请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证了这一点:“十六代孙邱堂纂续旧谱,重修祠宇,子孙世守,依墓而居,递及六十九代孙即生胞伯祖邱玉洁,祠墓宗谱凡经五修。”⑨而实际重修次数恐怕更多。经千余年50多代展转重修相传,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谓《左传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经难于说清,所以当时礼部驳议也就振振有辞:“既称‘志序’,当别有《左传精舍志》一书,乃谱中所称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谱,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孙邱堂薰沐敬书’,汉代无此款式” ⑦;“(遗像)三图既称旧谱所传,则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发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水中丞之类,全同时式” ⑦;“《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⑦礼部驳议看似不无道理,但毕竟有些不顾历史变迁而过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滥,《鲍宣传》焉能包罗“具列”不出者名单,而建左传精舍时已时过境迁,岂得谓其欲盖弥彰呢?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左传精舍与邱氏家谱的出现。东汉初年它们出现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踪迹,原因何在?这与《左氏春秋》原为独立编年史、尚未向《春秋》学演变相一致,如果当时有其踪迹才是怪事。西汉经学的兴盛和刘歆对《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开始向传演变,嗜好经古文学的王莽寻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却不知是福是祸,不敢轻易登上王莽的险船。东汉初年江山易手,经学统治地位依然,尽管经今古文学家对《左氏》是否传《春秋》还在进行争论,时代却给邱氏提供了借经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条件,于是邱氏宗族便开始有所活跃。对于古代重视宗统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记忆并非难事,所以“邱堂纂续旧谱”当有所据,尽管这段时期文献无征,但结合历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说,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传后裔。他们世居祖地,战国、西汉默默无闻,到新莽时改左为邱,东汉初年随着《左氏》传经而大修祠堂家谱,其后便在文献中逐渐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邱两姓
《精舍志》 卷五《谱系志》“姓谱”云:“太公封于营邱?支子印遂以邱为姓。”又云:“(邱明世为鲁左史官)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去左袭邱,隐居陶阳,复以邱为姓氏。”“世系”对改姓记载同于“姓谱”。卷四《艺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阴令范讽重修左传精舍记”碑记亦谓“乃避新莽之乱,去左袭邱。”这些资料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丘明当有左、邱两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录,左丘明及其后人为左姓时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单传。“世系”专记嫡长子,嫡长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许有所忽略,因此所谓单传未必就是实际上的单传,旁支当比“世系”所录更多。即以“世系”所录计算,嫡长子一支始终为一,旁支在不同时间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会继续分杈,是两者比例至少为1:6。邱起改姓时,第4、6两代的半数旁支与嫡长子的血缘关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两个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们或许已经迁离故土,或许继续守居祖墓,前者应当继续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随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据《大明一统志》《山东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献录》等方志记载,定陶一带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据地方调查,今汉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为远祖。邱起“隐居陶阳”当与彼两地相关,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隐居。旁支后裔迁离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坟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两地左姓或许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轻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规模应该大于改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为邱姓,是左丘明当有左、邱二裔。
《姓谱》所谓太公支子以邱为姓,在《风俗通义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献中查之有据,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风俗通义佚文·姓氏》云“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是邱姓有出于西汉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据《风俗通义佚文·姓氏》,汉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谢丘等复姓,多为后世不见,或许去复为单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职,左职并非仅有左史,左史并非仅有左丘明,《淮南子·览冥训》《史记·龟策列传》有商末左强,是左姓亦为多源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左传精舍志》的主体资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不过左丘明与楚左史倚相没有血统关系,“姓谱”部分多属伪托。从现有资料看,左丘明后人当有左、邱二姓,其中作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两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讨。
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翻译
(僖公三十年)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因为郑国曾对文公无礼,并且郑国同时依附于楚国与晋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水的南面。
佚之狐对郑伯说:“郑国处于危险之中了!假如让烛之武去见秦伯,(秦国的)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同意了。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由于情况危急因而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烛之武就答应了这件事。
在夜晚(有人)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见到了秦伯,烛之武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怎敢冒昧地拿这件事情来麻烦您。越过邻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您)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邦晋国增加土地呢?邻国的势力雄厚了,您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当作东方道路上接待过客的主人,出使的人来来往往,(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您曾经给予晋惠公恩惠,惠公曾经答应给您焦、瑕二座城池。 (然而)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满足呢?(现在它)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向西扩大边界。如果不使秦国土地亏损,将从哪里得到(他所奢求的土地)呢?削弱秦国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秦伯非常高兴,就与郑国签订了盟约。派遣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于是秦国就撤军了。
晋大夫子犯请求出兵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假如没有那个人(秦伯)的力量,我是不会到这个地步的。依靠别人的力量而又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用散乱(的局面)代替整齐(的局面),这是不符合武德的。我们还是回去吧!”晋军也就离开了郑国。
注释
(1)晋侯、秦伯:指晋文公和秦穆公。
(2)以其无礼于晋:指晋文公即位前流亡国外经过郑国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倒装句,于晋无礼。以,因为,连词。其,代词,它,指郑国。于,对于。
(3)且贰于楚:并且从属于晋的同时又从属于楚。且,并且,表递进。贰,从属二主。于,对,介词。
(4)晋军函陵:晋军驻扎在函陵。军,名词作动词,驻军。函陵,郑国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北。
(5)氾( fàn)南:氾水的南面,也属郑地。(古汉语字典注,氾作水命是念作第二声。)
(6)佚(yì)之狐:郑国大夫。
(7)若:假如。使:派。见:拜见进见。从:听从。
(8)辞:推辞。
(9)臣之壮也:我壮年的时候。
(10)犹:尚且。
(11)无能为也已:不能干什么了。为,做。已,同“矣”,语气词,了。
(12)用:任用。
(13)是寡人之过也:这是我的过错。是,这。过,过错。
(14)然:然而。
(15)许之:答应这件事。许,答应。
(16)缒(zhuì):用绳子拴着人(或物)从上往下运。
(17)既:已经。
(18)敢以烦执事:冒昧地拿(亡郑这件事)麻烦您手下的人。这是客气的说法。敢,冒昧的。执事,执行事务的人,对对方的敬称。
(19)越国以鄙(bǐ)远:(然而)越过别国而把远地(郑国)当做边邑。越,越过。鄙,边邑。
(20)焉用亡郑以陪邻: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国增加土地呢?焉:何。用:介词,表原因。陪:增加。邻:邻国,指晋国。
(21)邻之厚,君之薄也:邻国的势力雄厚了,您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之: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厚,雄厚。
(22)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作为东方道路上(招待过客)的主人。舍:放弃(围郑)。
(23)行李:古今异义,出使的人。
(24)共(gōng)其乏困:供给他们缺乏的东西。共,通“供”,供给。其:代指使者。
(25)尝为晋君赐矣:曾经给予晋君恩惠(指秦穆公曾派兵护送晋惠公回国)。尝,曾经。为,给予。赐,恩惠。为···赐:施恩。
(26)许君焦、瑕:(晋惠公)许诺给您焦、瑕两城。
(27)朝济而夕设版焉:指晋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济,渡河。设版,修筑防御工事。版,筑土墙用的夹板。朝,在早晨。
(28)厌:通“餍”,满足。
(29)东封郑:在东边让郑国成为晋国的边境。封,疆界。这里作用动词。
(30)肆其西封:扩展它西边的疆界。指晋国灭郑以后,必将图谋秦国。肆,延伸,扩张。封:疆界。
(31)阙(quē):侵损,削减。盟:结盟。戍:守卫。还:撤军回国。[注:在古汉语词典中明确标注为“缺”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2)说:“说”同“悦”,喜欢,高兴。
(33)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假如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是不会到这个地步的。微:没有。夫人:远指代词,那人,指秦穆公。
(34)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依靠别人的力量,又返回来损害他,这是不仁道的。因:依靠。敝,损害。
(35)失其所与,不知: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与,结交,亲附。知:通“智”。
(36)以乱易整,不武:用混乱相攻取代联合一致,是不符合武德的。易,代替。武,指使用武力是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不武,不符合武德。整,指一致的步调。
(37)吾其还也:我们还是回去吧。其,表商量或希望的语气,还是。
(38)去之:离开郑国。之,指代郑国。
字音
⒈秦军氾南:氾,fán ;
⒉佚之狐:佚,yì;
⒊夜缒而出:缒,zhuì;
⒋君之薄也:薄, bó;
⒌若舍郑以为东道主:为,wéi;
⒍共其乏困:共,gōng;
⒎且君尝为晋君赐矣:为,wéi;
⒏夫晋:夫,fú(译为‘那,表示 远指 的指示代词’);
⒐阙秦:quē ;(也有标注 jué,高中教材上标为quē,高中苏教版为jué);
⒑秦伯说:‘说’通‘悦’,yuè;
⒒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杞,qǐ(应为三声),逢,páng;
⒓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fú;
⒔失其所与,不知:知,zhì。
重要实词
1、贰
①“二”的大写。(例: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左传·隐公元年》)
②副职。(例:其内任卿贰以上。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③不专一。(例:贰则疑惑。《荀子·解蔽》)
④离心,背叛。(例: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左传》)
⑤再,重复。(例: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3])
⑥从属二主。(本文: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因为郑国先于晋国结盟,但后于晋国的敌国楚国结盟,被视为不敬。
2、鄙
①边邑,边远的地方。(例:《为学》:“蜀之鄙有二僧。”)
(本文:“越国以鄙远” 【注】:本文的鄙用作动词, 把....作为边邑。)
②庸俗,鄙陋。(例:《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③轻视,看不起。(例:《左传·昭公十六年》:“我皆有礼,夫犹鄙我。”)
3、许
①准许。(同现代汉语)
②答应,听从。(例:本文:“许之。”、“许君焦、瑕……”)
③赞同。(例《愚公移山》:“杂然相许。”)
④约数。(例:《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
⑤表处所。(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4、阙
①què 古代宫殿前两边的高建筑物。
②què 城楼
③què 皇宫,引申为朝廷
④jue 挖掘,引申为侵损,削减。(本文: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⑤jué 阙疑, 解除疑惑。(多闻阙疑)
5、微
①没有
②细小,轻微(同现义)
③衰败 国势衰微。
④卑贱。(例:《史记·曹相国世家》:“参如微时,与萧何善。”)
⑤幽微,精妙。[微言大义(成语)]
⑥隐蔽,不显露。[见微知著(成语)]
⑦假如没有。(例:《岳阳楼记》:“微斯人,吾谁与归?”)
⑧微微,稍微。(例:《卖油翁》:“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本文: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6、敝
①坏,破旧。(例: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使史更敝衣草屦。”)
②谦词 敝人。
③疲惫 (例:《资治通鉴》:“曹操之众,远来疲敝。”)
④损害,衰败。(本文:因人之力而敝之。)
7、辞
①推辞。 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
②告辞。 例:(停数日,辞去 《桃花源记》陶渊明)
③言辞。 例:辞甚畅达
8、封
①既东封郑(动词,可使......成为边界)
②肆其西封(名词,疆界)
重要虚词
1、以
①以其无礼于晋 (因为,连词)
②敢以烦执事 (拿,来,介词)
③越国以鄙远 (表顺承,连词)
④焉用亡郑以陪邻? (目的连词,来)
⑤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把,介词)
⑥以乱易整(用)
⑦阙秦以利晋(用来)
2、而
①今急而求子 (才,连词,表顺承)
②夜缒而出 (表修饰,连词)
③若亡郑而有益于君(表顺承,连词)
④朝济而夕设版焉 (表转折,连词)
⑤因人之力而敝之(表转折,连词)
3、焉
①子亦有不利焉 (语气词,表陈述)
②焉用亡郑以陪邻? (疑问代词,为什么)
③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兼词,从哪里)
④朝济而夕设版焉(语气词)
4、其
①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 (代词,指代“使者”)
②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 (指示代词,那)
③失其所与,不知 (代词,自己的)
④吾其还也 (表示祈使语气,还是)
5、之
①公从之 (代词,代佚之狐的建议)
②是寡人之过也 (的)
③行李之往来 (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译)
④何厌之有 (宾语前置的标志,有何厌之)
⑤邻之厚,君之薄也(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⑥因人之力而敝之(结构助词“的”)
⑦臣之壮也,犹不如人(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不译)
⑧子犯请击之(代词,秦军)
⑨ 缀耕之垄上(动词,到)
词类活用
1烛之武退秦师(使动用法,使……退却)
2晋军函陵 (名词作动词,军是驻扎的意思,同下文“秦军”)
3夜缒而出(名词做状语,在夜晚;名词做动词,由城上以绳索垂至平地,缘之而下)
4若亡郑而有益于君。(动词使动用法,使......灭亡)
5越国以鄙远(鄙,名词的意动用法,把……当作边邑;远,形容词用作名词,远地,指郑国)
6邻之厚,君之薄也 (“厚”“薄”都是形容词活用作动词 厚,变雄厚;薄,变薄弱)
7共其乏困(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缺少的东西)
8君亦无所害(动词用作名词,害处)
9朝济而夕设版焉 (“朝”、“夕”,名词活用作状语 朝,在早上;夕,在晚上)
10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名词作状语,向东;名词作动词,使动用法,使......成为疆界)
11若不阙秦(quē使动用法,使……减少)
12阙秦以利晋(使动用法.使.....获利)
13因人之力而敝之(形容词作动词,损害)
通假字
⒈无能为也已(已,通“矣”,了)
⒉共其乏困 (共,通“供”,供给)
⒊秦伯说 (说,通“悦”,赞同,高兴)
⒋失其所与,不知 (知,通“智”,明智)
⒌夫晋,何厌之有 (厌,通“餍”,知足,满足)
6.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通“缺”,侵损)
古今异义
①行李之往来 (行李,阙出使的人;今义:出门所带的包裹)
②若舍郑以为东道主(以为,古义:把……作为;今义:认为。东道主,古义:东方道路上(招待过客)的主人;今义:泛指接待宴客的主人)
③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古义:那个人,这里指秦穆公;今义:一般人的妻子)
④亦去之 (去,古义:离开;今义:往,到)
⑤敢以烦执事(执事,古义:掌管事务的人,这里是对对方的敬称;今义:掌管某项工作的人)
⑥共其乏困(乏困,古义:指缺乏的东西。今义:指精神或身体劳累)
7.今急而求子。(今,古义:如今 今义:今天)
8.且贰于楚也(贰,古义:动词,从属二主。今义:数词,“二”的大写。)
文言句式
省略句
⒈晋军(于)函陵,秦军(于)氾南
⒉(烛之武)辞曰
⒊(烛之武)许之
⒋敢以(之)烦执事
⒌若舍郑以(之)为东道主
⒍(晋)许君焦、瑕
⒎阙秦以利(于)晋
判断句
⒈是寡人之过也
⒉邻之厚,君之薄也
⒊以乱易整,不武
⒋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5失其所与,不知
介词结构作状语后置
⒈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 应为“以其于晋无礼,且于楚贰也”
⒉佚之狐言于郑伯曰 应为“佚之狐于郑伯言曰”状语后置句。言于:对……说
⒊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应为“若亡郑而于君有益”
宾语前置
⒈夫晋,何厌之有? 即“有何厌”,疑问代词作宾语
所字结构
⒈失其所与,不知 所字结构(所字后接动词,相当于一个名词)
所”字结构相当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一般情况下在句中做主语或宾语。如“所见所闻”,意即“所见到的事情(东西)所听到的事情(东西)”,“终日之所学”中“所学”意即所学到的东西。
该文故事背景是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时。在这之前,郑国有两件事得罪了晋国。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结果,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而告终。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子人九出使晋国,与晋结好。甚至在公元前632年五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但是,最终也没能感化晋国。晋文公(重耳)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次战争。晋国为什么要联合秦国围攻郑国呢?这是因为,秦国当时也要争夺霸权,也需要向外扩张。发生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事实上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一方是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另一方则是以楚国为主的楚、陈、蔡、郑四国联军(郑国名义上没有参战,实际上已提前派军队到楚国)。两年后,当晋国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时,自然要寻找得力的伙伴。这时的秦国也有向外扩张的愿望,加上可以去“捞上一把”(实质这战争与秦国几乎没有关系),所以,秦、晋联合也就是必然的了。郑国被秦、晋两个大国包围,危在旦夕,郑文公派能言善辩的烛之武前去说服秦伯。烛之武巧妙地勾起秦穆公对秦、晋之间的矛盾的记忆,向秦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说明了保存郑国对秦有利、灭掉郑国对秦不利的道理,终于说服了秦伯。
概述
《烛之武退秦师》见《左传》。《左传》又名《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记叙了整个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同时也较为具体地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生活琐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状况。《左传》长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和记述行人辞令。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许多大小历史事件,作了深刻而生动的记述,形象鲜明,语言优美,成为历代散文的典范。
本篇所记述的,是秦晋联合攻打郑国之前开展的一场外交斗争。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前此两年(公元前632年,即鲁僖公二十八年),爆发了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结果楚国战败,晋国称霸。在城濮之战中,郑国曾经出兵帮助楚国,因而结怨于晋,这就是晋秦联合攻打郑国的直接原因。这次战争,也可以说是城濮之战的余波。
秦、晋围郑,形势紧迫,在这干钧一发之际,郑臣烛之武仅凭口舌说服秦伯,使秦转变对郑的态度,化敌为友,对晋以友为敌,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突变呢?关键在于烛之武所说的两点针对了秦的切身利益。首先,灭郑于秦有害无益。秦对郑鞭长莫及,若以郑为东道主,就为秦称霸提供了住、食等种种方便,更何况“亡郑以陪邻”,这对秦有什么好处呢?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晋有野心(对此秦本有戒心),烛之武列举了秦伯曾亲身领略过的事实,再进行科学的推理,使秦伯恍然大晤——晋是大敌。烛之武用语不多,对秦穆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这是一篇记述行人辞令的散文。郑国被晋、秦两个大国的军队所包围,国家危在旦夕,烛之武奉郑君之命,去说退秦军。他善于利用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一番说辞,便说服了秦君,撤出围郑的军队,并且派兵帮助郑国防守,最后晋军也不得已而撤退,从而解除了郑国的危机。
这篇文章,赞扬了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临危受命,不避险阻,只身去说服秦君,维护了国家安全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斗争的复杂性。
段解
文章开篇就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秦晋两大国联合起来围攻郑国,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为下文烛之武临危受命埋下伏笔。
写烛之武临危受命。他在郑伯一番诚意和透彻的分析下,抛开个人感伤和利益,承担起关系国生死存亡的重任,体现烛之武的深明大义。
本段是全文的主体,也是说退秦师的关键。分四个层次:一是烛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上说话,引起对方好感;二是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对秦国有害无益;三是陈述保存郑国,对秦国有好处;四是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并分析晋国贪得无厌,从而使秦穆公意识到晋强会危秦,于是与郑国订立了盟约,乃至帮助郑国。
本段记晋师撤离郑国,同时体现一代霸主晋文公的政治远见。
文章特点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严密,前后照应。秦、晋围郑的主要原因,是晋国为了扩大自己霸主的威势,征服异己,再加上晋文公与郑有个人恩怨。这一事件的发生,与秦毫无关系。文章开头两句话“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暗示了这一事件的背景,这就为全文的发展作了铺垫。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无隙可乘,这就容易使人理解:烛之武所以能够说服秦君并不是偶然的。全文正是按照开头的预示而展开的。烛之武说退了秦师,孤立了晋国,晋师最后也不得不撤退,正是这一暗示的结果。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有头有尾,结构严密,事件交待得很清楚,矛盾展示得很充分,收尾也十分圆满。
二、起伏跌宕,生动活泼。《烛之武退秦师》虽然是一篇说理性的文章,但它写得波澜起伏,毫不呆板。当郑国处于危急之际,佚之狐推荐烛之武去说秦君,没想到引起了烛之武的一番牢骚,使事情发生了波折。郑文公的引咎自责,也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烛之武在说秦君的时候,一开头就指出亡郑于秦无益;但接着又退一步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以此作为缓冲;紧接下去就紧逼一步说明亡郑对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当秦国单独退兵之后,子犯发怒要攻打秦军,秦、晋关系一下子转而紧张起来。最后晋文公讲了一番道理,晋军偃旗息鼓,一场风波,终于平息。这样一张一弛,曲折有致,更能紧扣读者的心弦,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三、说理透辟,善于辞令。这篇文章,中心是烛之武说秦君。这个主题本身,决定了它必须着意描绘人物语言,使辞令引人入胜。从这点来说,它不愧是一篇非常漂亮的外交辞令。秦、晋围郑,完全与秦无关,秦国所以出兵,一是与晋国有同盟关系,二是秦穆公想借此捞一把,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他知道亡郑只能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毫无好处反而有害的时候,他就会一改过去的所为,反过来帮助郑国。烛之武看准了这一点,紧紧抓住了秦穆公的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这就使秦君不能不听从他的说辞。烛之武斗争策略的巧妙还表现在,他奉命去说秦君,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而他在说辞里表现的是处处为秦国着想,处处替秦国说话,这就更使秦君易于入耳。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却能够不亢不卑,从容辞令,既不刺激对方,又不失本国尊严,语言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却说了五层意思,说得委婉曲折,面面俱到,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说到晋国灭郑之后必然进犯秦国,步步深入,层层逼紧,句句打动对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散文作品
⒈文中是如何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及形势的?这与整个故事发展有何关系?
文章的第一段用“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又用“晋军函陵”、“秦军汜南”说明攻方的态势,暗示郑国已经危在旦夕。这就点明了烛之武游说秦伯的背景,为下文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
⑴秦晋围郑的两个原因“无礼于晋”及“贰于楚”都直接关系到晋国,而与秦国无关,这就为烛之武说服秦伯提供了可能性,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⑵秦、晋两军,一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一在汜南(今河南中牟南),两军分驻南北两边,互不接触。这为烛之武说服秦伯的秘密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⒉本文在展开故事情节上有何特点?
⑴文章篇幅虽然短小,故事情节却有头有尾,层次井然。文章首先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接着由佚之狐推荐,引出烛之武,这是故事的开端;郑伯于危急中请烛之武前往秦营,烛之武不念个人私怨,慨然应允,这是故事的发展;烛之武在夜间“缒而出”,秘密私访秦伯,并用一番动人的言辞说服了秦伯,这是故事的高潮;秦伯退兵,并派人戍守郑国,最后晋也被迫退兵,郑国转危为安,这是故事的结局。整篇故事结构是完整而严谨的。
⑵波澜迭起,曲折有致。秦晋两军夹击郑国,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关键时刻,佚之狐力荐善于辞令的烛之武,并断言:“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此为一波。但当郑伯去请烛之武时,却遭到了烛之武的拒绝:“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显然,烛之武对郑伯过去的用人方针有看法,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排挤也是愤懑不平的。此时,郑伯赶紧认错:“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并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深明大义,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计私怨,捐弃前嫌,毅然应命。这寥寥几笔,给行文平添了一层波澜。烛之武利用黑夜,秘密出城会见秦伯,并说服了秦伯,秦伯答应退兵。晋大夫子犯主张袭击秦军,形势又紧张起来了,故事出现了第三折。最后,晋文公分析了形势,认为“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也撤了兵。至此,郑终于转危为安。
⒊烛之武为什么能说服秦伯?
这篇文章对烛之武的善于辞令,写得极为出色。他去说服秦伯,虽然目的是求和,但决不露出一点乞怜相。他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头头是道,使人信服。他在说辞里处处为秦着想,使秦伯不得不心悦诚服,不仅答应退兵,而且助郑防晋。
⑴处处为秦着想。
首先,烛之武开门见山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承认郑国已处于危亡的地步。但作为郑大夫的烛之武却没有半句为郑国乞求的话,相反,却以“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来表明为秦着想的立场。先分析了“越国以鄙远”的难处,接着谈了亡郑实际上是增加了别国(晋)的土地,扩展了别国的势力,而邻国势力的增强就意味着秦国势力的削弱。接下来又分析了存郑对秦有益无害:“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一利一害,推心置腹,不由秦伯不动心。
⑵充分利用秦晋的矛盾。
正当秦伯在考虑灭郑、存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时,烛之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进一步为秦君分析:“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来离间双方。这番话不由得秦伯不深思。接着烛之武又把话题引向未来,预言晋国此后的动向:“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指出晋国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必将进而侵犯秦国,秦晋的矛盾将进一步尖锐化。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这篇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
写作特点
⑴伏笔与照应
这篇课文虽短,但在叙述故事时,却能够处处注意伏笔与照应。例如,在交代秦、晋围郑的原因时,说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说明秦、郑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冲突。这就为下文烛之武说退秦军埋下了伏笔。“夜缒而出”照应了开头的“秦、晋围郑”,“国危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和“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又照应了上文秦、晋虽是联合行动,但貌合神离,既没有驻扎在一起,彼此的行动也不需要通知对方,这就为秦、郑联盟提供了条件。
⑵波澜起伏
这篇课文波澜起伏,生动活泼。例如,大军压境,郑国危在旦夕,不禁让人捏着一把汗,而佚之狐的推荐,使郑伯看到了一线希望。读者满以为烛之武会顺利出使敌营,挽狂澜于既倒,谁知他却因长期得不到重用而“辞曰”,打起了退堂鼓,使郑国的希望又趋渺茫。郑伯的自责,也增添了文章的戏剧性。再如,秦国退兵后,子犯建议攻打秦军,秦、晋关系顿时又紧张起来。晋公讲了一番“仁”“知”“武”的大道理,才平息了一场虚惊。课文有张有弛,曲折有致,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⑶详略得当
这篇课文主要是表现烛之武怎样说退秦师的,所以重点放在烛之武的说辞上。对“退秦师”的前因后果,只作简略交代。在烛之武“夜缒而出”的前后,郑国君臣和百姓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烛之武的消息,秦国君臣又是以怎样的场面和骄横态度接待这位即将亡国的使臣,作者都一字未提,而是集中笔墨塑造烛之武的形象,从而做到繁而不杂,有始有终,层次井然。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春秋左传》
说客在春秋之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穿梭来往于各国之间,或穿针引线,搭桥过河,或挑拨离间,挖敌方墙角,或施缓兵之计,赢得喘息之机。可以说,缺少了这些用现代文言汉语称为外 交家的角色,春秋舞台所上演的戏剧,必定没有这么惊心动魄,精 彩纷呈,波澜迭宕。有了他们,台前。台后两条战线上真是热闹 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了古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幕。
我们发现,说客或外交家除了有高超的言辞辩才,善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外,往往善于抓住利害关系这个关键,在利害关系上寻找弱点和突破口,从而大获成功。烛之武凭三寸不烂之舌 说退秦军,不费一兵一卒为郑国解了围,便是一桩典型的范例。
在一个没有权威、各自为利益纷争的时代,利益原则便是行 动的最高原则,精明的说客或外交家必定深谐此道。以利益作为交往原则,关系不可能牢不可破,不可能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 晓之以利益,动之以利益,往往比其它手段更见效。即使在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闯的交往,也首先是从利益原则出发的。这个原则,恐怕比仁义原则更实际,更能长久,尽管仁义原则更值得赞 赏,可是这世上有几个讲仁义的人呢?
讲利益原则,首先要以平等为基础。没有平等,也就在根本上取消了利益。利益必须通过交往实现,一个人不同他人发生联系,就无所谓利益;交往也意味着交换,付出多少,便得到多少, 不付出就无所获。只想获得而不愿付出,就破坏了交换,也没有了平等,也就很难再获取利益。
交换,实质上也是让对方有利可图。烛之武去游说秦穆公,如果秦穆公觉得无利可图,会甘愿罢休吗?所谓挑拨离间,多半也要利用人们觉得有利可图的心理。离开这一点,挑拨挑间是难以成功的。搞阴谋诡计的人也常常利用这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 之”,这也是说用给予好处引人上钩,然后再将其吃掉。
中国传统的谋咯,可以说把利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除了上面说的之外,还有所谓借刀杀人、过河拆桥、上屋拔梯、赏一安百、欲擒故纵、美人诱惑、坐收渔利、奇货可居、害一利百等等, 都是从不同角度利用或发挥利益原则。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处世为人的方方面面都与利益原则有千丝万缕的。
江左一世称名公,首出刘惔与王-濛。自高直以天自况,何止数仞言高墉。虚声一传实何在,但知景附而风从。我朝诸公门户阔,普纳万象如虚空。群才俱入大鑪鞴,铸人端如金在鎔。又如东君一布令,白者自白红自红。岩岩千载玉局老,少年径以吾道东。首干乐全次六一,二公自是燕许宗
回望湓城远,西风吹荻花。暮潮江势阔,秋雨雁行斜。多醉浑无梦,频愁欲到家。渐惊云树转,数点是晨鸦。
衡岳早来雨,湘江增绿波。小舟浮似屋,香草结为蓑。水定见鱼影,夜清闻櫂歌。悠悠百年梦,醒少醉时多。
杜宇啼时花正开。惨惨风林叫竹鸡,冥冥山路晓光微。尽在疏枝冷蕊中。一枝清峭临荒岸。
前岁嘉兴火,僧居化劫灰。四方持钵去,千里渡江来。心向王城讲,缘从海客回。水天闻唳鹤,不复有尘埃。
阿母瑶池宴穆王,九天仙乐送琼浆。漫矜八骏行如电,归到人间国已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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